俄国的小说很精彩，但俄国人写的传记却不大好看，关于思想家的传记更是如此，其中的主观议论往往多于客观描述，生平“花絮”常常让位于思想评述。然而，如果对传主有所了解，再潜下心来慢慢地翻看，却又能获得某种阅读的充实，能过上一把思索的瘾。由张杰、万海松翻译的《巴赫金传》（孔金、孔金娜著，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0年），就是这样一本耐读的俄国思想家传记。
世界上的第一部巴赫金传记是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的，这让巴赫金祖国的学者感到担心：“或许是来自大洋彼岸某处的巴赫金被更全面地接受了。”（第1页）于是，他们决定将“彼岸的巴赫金”“引渡”回来。此书即是第一本俄文巴赫金传。同时，这也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巴赫金传记。
这本书使我们走近了巴赫金，了解到巴赫金的一些生活情景：他很早就遭受到骨髓炎的折磨，并最终在43岁时截去了右腿；他喜欢坐在一张大书桌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总是用铅笔记录自己的思想；在流放地库斯塔奈的合作社里当会计，他还保持着学者的习性，他撰写的题为《对集体农庄庄员需求的研究尝试》的“专业”论文曾发表在《苏联商贸》杂志上；在流放期间所受到的严格的书信检查，使巴赫金一生都很少写信；结束在南俄边疆长期的流放生活之后，他居然住进了莫斯科郊外专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设的克里姆林宫医院，而这一切竟是当时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应人请求安排的；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病逝后，他坚决要求搬出养老院……
在关于巴赫金生平的叙述中，有两点最使我们关注：首先是巴赫金的被捕和遭流放。巴赫金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罪名是参加了反苏维埃组织“复活”和与流亡海外的哥哥有勾结。罪名是莫须有的，因为“复活”只是一个纯学术的沙龙，巴赫金与远在巴黎的哥哥也一直没有任何联系，但巴赫金还是被判在集中营服刑5年，后因巴赫金身体实在太糟，经高尔基的妻子彼什科娃等人的竭力斡旋，才被改判为流放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塔奈，逃脱了死于集中营的厄运。在分析巴赫金悲剧命运的原因时，《巴赫金传》的作者写道：这一切都肇始于“意识形态上的保障”，即对社会的善于思考的一部分——知识创作界——从思想政治上准备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运动；（第190页）而他个人戏剧般的命运只是人民和知识创作界精英部分所共有的悲剧命运的映射和一种表现。（第219页）其次，是巴赫金几部作品的著作权问题。20、30年代在彼得堡出版的几部专著、发表的一些文章，作者是巴赫金的朋友，但后来有人考证，这些实际上都是巴赫金的作品，这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署名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1930），以及署名梅德韦杰夫的《形式主义与形式主义者》（1934）。作者写道：“我们现在很难判定这桩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缘由。学者（指巴赫金——引者按）承认上述这些文章和专著属于自己，然而又不否认上面几位朋友也参与了这些文章和专著的写作。可是，他们参与创作的比例和形式又是如何呢？这一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关键的是，米·巴赫金拒绝就此事作任何的公开声明。”（第120页）作者通过分析，发现这些作品中的思想的确来自巴赫金，将它们置于巴赫金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也是前后吻合的。对于巴赫金自己对著作权问题的回避，作者作了这样两个假设：其一，前面提到的两位作者都是巴赫金的好朋友，在这些作品的著作权问题被提出来之后，两位作者都已去世，巴赫金因而不愿去惊动逝者；其二，那些作品面世的年代，使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时代的烙印”，即“庸俗社会学”的色彩，因此，“一个结论油然而生：莫非他在这里否认自己对这些作品拥有著作权，是因为他不赞同类似的观点和总结？”（第122页）第一个假设体现了巴赫金的宽厚，第二个假设则有可能暗示巴赫金的狡猾，但是最后，作者将上述作品都定性为“巴赫金参与撰写的著作”，看来这是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
当然，《巴赫金传》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还是对巴赫金著作的介绍，对巴赫金思想的梳理。作者不厌其烦的逐篇解读是有益的，有启发意义的，它至少使笔者有了这样两个联想：
首先，巴赫金不是俄国思想史上一个孤立的现象。长期以来，在谈到巴赫金时人们总爱用“发现”这个字眼，或曰是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鲍恰罗夫和科日诺夫等人在读了巴赫金的著作后感叹不已，设法去到中亚的荒漠上找回了这位“失踪的”学者，或曰是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末独具只眼地相中了巴赫金，使这位“失意的”学者顺利地步入了国际学术舞台。鲍恰罗夫等人和西方学术界在宣传巴赫金上无疑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巴赫金绝对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俄国思想传统在20世纪的自然延续和必然表现。生于1895年的巴赫金，其求学时代正处于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晚期，那是一个学术空气空前浓郁、精神探索异常紧张的年代，被人称为“俄国的文艺复兴”。在外省读了几年大学后，巴赫金于1916年随全家来到首都，在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旁听。当时，该系的教师中有着众多的一流学者，如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哲学家维坚斯基、语言学家维谢洛夫斯基、斯拉夫学家沙赫马托夫等等，与巴赫金一同在该系学习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日尔蒙斯基、什克洛夫斯基等，此外，巴赫金与白银时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都有交往。巴赫金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格的哲学训练（导师是著名的哲学家洛斯基），获得了丰富的语言知识（掌握拉丁、希腊、英、德、法、意、荷等七门外语），更受到了神圣的学术氛围的熏陶（将学术当成了终生不渝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之后的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后在外力的作用下过早地终结了，但其文化延续却并没有戛然而止，巴赫金以及俄国20世纪的其他文化大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白银时代的产儿。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与巴赫金同时进行着执着的学术研究和精神探索的，还有整整一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在连绵不绝的内外战争的烽火里，在一次次革命的动荡中，在“解冻”和“停滞”的此起彼伏之间，甚至是在集中营和流放地，这些学者近乎顽固地俯身于震颤不止的书桌，继续自己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成果，为俄国知识分子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这些知识精英中，除了那些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们外，仅在学术圈子里，可与巴赫金比肩而立的，就有维戈茨基、康拉德、什克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卡甘、维拉格拉多夫、利哈乔夫、洛特曼等等。只不过，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性，巴赫金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当然，巴赫金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承认，也是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崇高学术精神的凯旋。
其次，巴赫金是一个独特时代的独特产物。巴赫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相对专制的时代，这个时代给巴赫金带来了一系列的磨难，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巴赫金意识产生的土壤，它在无意之间催生了巴赫金体系这株20世纪人类思想的奇葩。如果对纷繁的巴赫金思想进行一番剥笋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三个内核，即复调小说理论、对话学说和狂欢化诗学。人们对这些理论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研究，但却很少有学者将其与其产生的社会联系起来，以揭示其尖锐的现实朝向。比如，在对复调小说的推崇中，就不难感觉出对独白小说、乃至“独白社会”的轻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艺学范畴，他的对话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这也许正暗含着对一元化制度的解构；而狂欢化诗学，更是对一种自由的文化精神和民主的社会氛围的呼唤。另一方面，生活本身能教给人更为合理的生活方式，正如巴赫金在流放期间的生活是恬淡坦然的却又是小心翼翼的一样，他在学术上的探索其实也是既坚定不移又不断调整的，他在时刻寻找“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达到了他理想中的“综合”。比如，在形式主义理论和社会学批评之间，在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巴赫金都选择了一条“中庸”路线。巴赫金1963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修改，也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平衡。在解释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所下的“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的定义时，巴赫金认为它指的就是：“俄国生活在此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声音说话，用时代所有的各种语言和风格说话。”（《文学和美学问题》）这也正是巴赫金自己追求的一种言语方式。特殊的时代促使巴赫金作出了恰当的反应，甚至是机智的抗议，因此，巴赫金出现在20世纪的俄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巴赫金在萨兰斯克的莫尔多瓦大学任教时，曾在该校校报上就如何读书的问题给学生和青年教师提了“几点建议”，巴赫金写道：“书不喜欢心不在焉的读者，也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应真正而投入地阅读，并不是消极地掌握，而是与书进行生动的热烈的对话。”（第390页）读书也是一种“对话”。在读完一部思想家的传记后，如果有人心满意足地感叹一句：“好了，此书我读透了，此人我读懂了。”我想，这要么不是一本好书，要么不是一个好读者。思想家的传记要耐心地读，在解谜的同时会产生新的困惑，在找到答案之后又发现新的问题，这样一来，阅读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思考的过程，不断地自我丰富的过程。不知道这部《巴赫金传》在俄国的出版，是否能实现巴赫金由“彼岸”向“此岸”的回归；不知道《巴赫金传》的译成中文，是否就意味着巴赫金已登陆中国。然而，无论是就巴赫金体系的深奥和庞大而言，还是就巴赫金现象的特性及其要求而言，巴赫金之于我们似乎仍在彼岸。就让他留在彼岸吧，好给我们留有与他展开“大对话”的时空距离，好让急切的我们专心致志地打造我们的思想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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